文艺批评 | 刘春勇：东亚鲁迅研究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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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鲁迅不仅是20世纪中国的大文学家，“鲁迅”也作为一个巨大的文化象征符号参与了整个东亚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刘春勇老师此文将“鲁迅”放置在东亚现代史整体变动的长历史时段中予以整体考察，从而将鲁迅在整个东亚的传播、研究及其影响同东亚整体史的动态关系予以澄清。但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东亚”并非只是一个客观的地理性概念和区域，而是一个近代以来在文化政治层面不断建构的过程，承载了特定的历史意识形态，因而鲁迅在东亚的传播却无不纠缠着政治、民族、阶级与现代性问题。通过观察东亚知识分子各自如何主动选择“鲁迅”的某个侧面作为其重点阐释的对象，并使其阐释的结果为自己的现代民族国家文化建设服务，以及这样一些阐释在东亚文化互动中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与影响，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及其东亚传播的历史就是东亚现代进程历史的一个重要的侧面。描绘勾勒这个侧面，既可以看到东亚百年以来的历史变迁，反之也同样可以认清鲁迅自身的面目。

本文原载于《东吴学术》2021年第1期，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保马”，本次推送为完整版，特此感谢！

刘春勇

东亚鲁迅研究批判

“东亚”是一个过于暧昧的词语，难以定义，更难以谈论，可是又不得不时常谈论它。讨论鲁迅在这一区域的传播与研究，“东亚”同样不可忽略，并且不能单纯地认作是一个客观的地理性概念。对“东亚”一词的暧昧性体会最深的学者是子安宣邦。他曾经说：“我的论题采用‘东亚’一语而不用‘East Asia’一词，目的在于不要失去其所负载的历史意义。最近在日本出版了一本令人感到有历史错误的名为《东亚的构想》的奇特的书，编者特意解释说，并没有要肯定书名中‘东亚’一语所曾经承载的历史性意识形态的意思，它‘单是在包含东北亚和东南亚两方面而作为意指东亚的地理概念来使用的’。这位编者还指出，‘东亚’一语离开它曾经承载的历史意义而作为可以与‘East Asia’互换的词语来使用。说到两者成了可以互换的语词，正如编者所言，‘东亚’一词便要暂时离开曾经负载的历史意义，而变成单纯的地理性、地域性概念了。然而，‘东亚’和‘East Asia’一起成了地理性概念，这本身让我感到正集中反映了日本有关亚洲问题的暧昧性，以及针对历史上的亚洲问题日本人所显示的暧昧性。”[1]子安直截了当地指出“东亚”≠“ East Asia”，耐人寻味，也值得我们深思。至于“东亚”一词所具体指涉的地缘范畴到底是现今的哪些区域与国家，子安其实一直也未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在子安看来，“东亚”及其地缘是在日本及其近代型塑过程中不断变化的一个概念，甚至是配合“脱亚”而同时兴起的一个概念，“‘东亚文明’是替代‘中国文明’的一个概念。的确，这是构成脱亚的近代日本之所谓‘日本式东方主义’的概念。但‘东亚’又是使向着中华主义文明中心移动的一元矢量发生变化而出现的地域性文化概念。”[2]引文中所谓“日本式东方主义”意指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强国的日本先是在朝鲜半岛、中国（含台湾地区），后在东南亚殖民而以“东亚（或大东亚）”一词使其看起来合法化的历史。而所谓“向着中华主义文明中心移动的一元矢量发生变化”则显然是指京都学派桑原骘藏、内藤湖南等所提出的“文明中心位移”的理论，所谓东洋的文明中心从中国挪移到日本的“近代超克”式的理论。如同子安宣邦在《何谓“现代的超克”》[3]中所指出的，我们在后面的行文看到这种思想同“竹内鲁迅”紧密纠缠的关系。虽然从未明确定义，但从字里行间能够看得出来，子安所谓的“东亚”，就单纯的地理范畴而言，也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而是包含了东南亚地区，其实质就是日本战争期间所谓的“东亚”与“大东亚”所包含的区域。当然“东亚论”这样一个话题讨论起来会一本书也写不完，这并不是本文力所能及的话题，当别论。并且，我也并不打算在这样一种广义的东亚概念上来讨论鲁迅的传播与研究，以中日及朝鲜半岛为范畴的狭义“东亚”[4]概念或许更适合本文的主题与结构。

《何谓“现代的超克”》

子安宣邦著，董炳月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03

关于鲁迅在日本或者韩国（包括光复前的整个朝鲜半岛）的传播与研究的历史，三国学者已经有不少的成果，并且新世纪以来，大陆还陆陆续续出版了不少讨论日本鲁迅研究的专著。总体来看，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基本上是按照国别的脉络介绍或者论述，几乎没有将日韩合在一起在同一个历史板块中论述的论文，即便有以“东亚”为题论述的文章，也基本上只依据某一个国家的资源进行论述。

其二，就目前已有的成果来看，有关日本鲁迅的传播与研究的历史梳理较为完善，基本上走过了介绍的阶段，进入了非常深入的学理探讨阶段，但韩国鲁迅传播与研究依然局限在介绍的阶段，没有太深入解析的论文或专著。

鲁迅

其三，就已有成果分类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1）资料介绍类:日本方面，值得关注的有薛绥之《鲁迅研究在日本》（《鲁迅研究年刊》创刊号·1974年卷）、戈宝权《鲁迅的著作在日本》（《鲁迅研究年刊》1980年卷）、吕元明《日本的鲁迅研究史》（《鲁迅研究年刊》1981年卷）、张福贵《日本近年鲁迅研究述评》（上、下）（《鲁迅研究月刊》1994 年第8、9期）[5]、张梦阳《日本鲁迅研究概观》（《文艺研究》2006年第12期）等，其中戈宝权和吕元明的介绍文章虽然写得早，但对日本鲁迅研究介绍得非常细致，至今依然有极大的参考价值。韩国方面，介绍类的文章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范业本《鲁迅在朝鲜》（《鲁迅研究年刊》1981年卷）、金河林《鲁迅研究在南朝鲜》（《鲁迅研究年刊》1990年卷）、朴宰雨《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4期）、朴宰雨《序言 鲁迅在韩国：接受脉络与社会影响》（《韩国鲁迅研究精选集 第二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其中朴宰雨的两篇文章介绍得比较细致，算是最新的成果，有比较大的参考价值。

（2）深度学理探析类：关于日本方面，值得关注的有刘柏青《战后日本鲁迅研究概观》（《鲁迅研究》1984年第6期），尽管该篇写作于1980年代中期，但作者非常熟悉日本研究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因此虽然题名为“概观”，但却是一篇非常有深度的学理探析类文章。1985年刘柏青出版的专著《鲁迅与日本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可以说是中国大陆鲁迅与日本文学的拓荒之作，同时也是大陆日本鲁迅研究史学的奠基之作。1991年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研究员张杰为当年的《鲁迅研究月刊》第7、8、9期连续撰写的《日本的鲁迅研究》算得上是继刘柏青以后非常有分量的大陆学者的日本鲁迅研究史的论文。不过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前者仅局限在“现代化”的思维当中，而后者的立论则完全立足于史料之上，并不能显示出理解竹内好以降的日本鲁迅研究的内核。因此，2000年以前大陆能够较为深入理解“竹内鲁迅”及之后的“伊藤鲁迅”和“木山鲁迅” [6]并写出有分量的学术史文章的学者几乎鳞毛凤角。在此期间形成突破的是孙歌。“比如说，中国过去可以说完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日本思想研究，但最早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孙歌的《‘汉字’的临界点——日本汉字引发的思考》（《世界汉学》杂志第一期，1998年5月），而同一位著者接下来的《文学的位置》（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其超越日本国内水平的对竹内好真正意义上的论述，让我们感到吃惊。”[7] 越过2000年，以高远东的《“现代”如何“拿来”——以中国文学现代性确立途径为讨论中心》（《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7期）和吴晓东的《S会馆时期的鲁迅》（《读书》2001年第1期）、《竹内好与伊藤虎丸对鲁迅<狂人日记>的解读——以竹内好的<鲁迅>和伊藤虎丸的<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为中心》（《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2期）等三篇论文为契机，中国大陆逐步形成了同日本战后鲁迅研究平等对话的机制，“日中知识分子正在跨入一个探求‘亚洲共通思想课题’的新时代。高远东的论文便预示着这一时代的到来”[8]，而吴晓东的两篇论文“的确是接近了竹内《鲁迅》的核心”[9]。2005年孙歌出版的大陆第一部竹内好研究的专著《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则标志着这种对话机制的成熟。不过仅就大陆日本战后鲁迅研究史的贡献而言，则做出更大成就的是刘柏青的一批弟子，其中尤其以靳丛林、赵京华为代表。这批学者大多在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前期留学日本（赵京华则直接师从木山英雄），1990年代后期学成归国，至2000年后，则大放异彩，赵京华成为大陆不可多得的日本中国学的翻译者，其2011年出版的《周氏兄弟与日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几乎是大陆第一本系统论述日本战后鲁迅研究的专著。靳丛林则于2012年出版了其研究竹内好的专著《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一次系统梳理与诠释了“竹内鲁迅”的外延与内涵。2019年靳丛林同其弟子李明晖又出版了全面梳理日本鲁迅研究的《日本鲁迅研究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更为系统地诠释与评介了竹内好、丸山升、伊藤虎丸、丸尾常喜、藤井省三等日本战后鲁迅研究大家，美中不足的是该书对日本学者更为重视的木山英雄的鲁迅研究评价不够充分，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木山的超越性之所在。赵京华、靳丛林而外，师从藤井省三而从日本留学归来的董炳月同样在翻译与评介日本鲁迅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通常大陆学者所关注的日本战后鲁迅研究的重心一般都聚焦于东大的“鲁迅研究会”或者关西的实证型鲁迅研究的吉田富夫、北冈正子等，但董炳月的研究兴趣却更多投入到对作家的“鲁迅相”的研究上面，所谓“太宰鲁迅”[10]，井上厦的“反鲁迅”[11]以及新岛淳良的“鲁迅”等皆是其关注的重心。[12]此后的新一代研究者则进入了更为深入的探讨阶段，韩琛关于“竹内鲁迅”与“伊藤鲁迅”同东亚近代关系的研究，[13]朱幸纯、熊鹰关于“中野重治鲁迅”的研究，[14]李明晖关于北冈正子的研究[15]等皆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年轻一代日本鲁迅研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谢俊在2018年发表的一篇名为《文学的无力与抵抗：从竹内好在1941-43年间的写作重审“回心”论述》[16]的论文，可以说是大陆“竹内鲁迅”研究最新成果的代表。论文通过战中的政治对文学的高压、《中国文学》的废刊、竹内好同中野重治的《斋藤茂吉笔记》相遇等多个方面追溯了竹内鲁迅的“抵抗”以及“文学无力”的历史与文化语境，形成了颇有说服力的新的竹内鲁迅的诠释，不过唯一遗憾的是，谢俊似乎始终将李长之在这一方面对于竹内鲁迅的影响置于脑后。除大陆学者对日本鲁迅研究的梳理与评介外，日本学者对本国的鲁迅研究同样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相较而言，日本学者的梳理与评介显得更为鞭辟入里。丸山升《日本的鲁迅研究》（《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1期）、木山英雄《也算经验——从竹内好到“鲁迅研究会”》（《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7期）、伊藤虎丸《显现于鲁迅论中的“政治与文学”——围绕“幻灯事件”的解释》《再论“鲁迅与终末论”——“竹内鲁迅”与日本一九三〇年代思想的现实意义》（以上两篇皆见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战后日本鲁迅研究——尾崎文昭教授访谈录》（《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尾崎文昭《从<鲁迅>到<鲁迅入门>：竹内好鲁迅观的变动》（《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1期）以及竹田晃、尾崎文昭等人的《丸山升先生的思想、人格和学问——日本东方学会“缅怀先学丸山升先生”座谈会记录》（《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4期）等皆是不可多得的理解日本鲁迅研究的重要文献。[17]丸山升和木山英雄像是达成了默契一样地一前一后地非常深入地分析了日本战前与战后的鲁迅研究课题；而伊藤虎丸则集中笔墨于“战后民主主义”与日本鲁迅研究关系的清理，尤其详细地解析了从竹内好到以丸山升为代表的战后第一代学者之间的关联及其转变；尾崎文昭，作为战后第三代日本鲁迅研究学者，则因为其独特身份的缘故，[18]更为全面地梳理了竹内好以降的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此外，藤井省三、代田智明也在这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19]关于韩国（朝鲜半岛）方面的鲁迅研究史，或许是由于个人的孤陋寡闻，很可惜，我至今未见到像样的深度解析的文章。或许大陆接近韩国鲁迅研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吧？不过奋力“迫近”韩国鲁迅研究，这不也正是本文的题中之义么？

《竹内好的鲁迅研究》，靳丛林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01

除以上从国别的角度言说鲁迅在东亚的传播与研究的论著外，也有少量从“东亚”角度出发的论著。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藤井省三2011年在日本出版的《鲁迅——活在东亚的文学》，经过潘世圣的翻译，2020年5月以《鲁迅的都市漫游——东亚视域下的鲁迅言说》（新星出版社）为名在中国大陆出版。该书以东亚重要城市为基点，讲述了鲁迅在东亚各国的传播与研究。不过，藤井书中的东亚范畴不仅限于中国（含港台地区）、日本和朝鲜半岛，还包括新加坡。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在讨论东亚鲁迅传播与研究时，不是单纯地从地理学的“东亚”概念来展开，而是引入了“革命与文学”“日本侵略战争反省”等重要的历史视角，可以说基本上符合子安宣邦的“东亚论”的思路。从某种意义上说，藤井这本书可以算作讨论“东亚鲁迅”的第一部专著，不过，由于是一本普及读本，作者的探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深入。第一部以“鲁迅”与“东亚”命名的著作是张梦阳的《鲁迅学：在中国，在东亚》（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但该书并不是以“东亚鲁迅”为核心的成体系的专著，而是一本论文集，之所以命名为“东亚”，是因为集合了几篇作者关于日本和韩国鲁迅研究的论文。其中，《跨文化对话中形成的“东亚鲁迅”》[20]一篇值得关注，是大陆比较早提倡“东亚鲁迅”研究的著述。该篇论文重点评述了日韩重量级的鲁迅研究者和论著，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东亚鲁迅”的概念。不过从目前搜罗的资料来看，在大陆最早提出“东亚鲁迅”研究的是陈方竞。2006年他在《韩国鲁迅研究的启示和东亚鲁迅研究意义》（《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一文中首次提出这一概念。这是一篇非常有分量的文章，从全文论述来看，作者已经站在一个相当的高度了，他说，“东亚鲁迅研究形成的直接根源和更值得我们重视的内涵，还存在于1894年、‘二战’特别是1945年后的历史中，存在于日、韩、中相联系的近现代历史引发的3个民族知识分子对鲁迅的思考和认识中”[21]，“我们正是在从竹内好到伊藤虎丸对鲁迅的‘二次觉醒’的研究中认识到：东亚民族19-20世纪在认识和借鉴西方过程中否定了‘旧的自我’，但这种否定不是为了把东亚变成为西方的附庸，而需要在‘二次觉醒’中重新找到和确立‘新的自我’，这是东亚民族和东亚文化发展的根本出路所在。”[22]此外，崔雄权的《疏离：鲁迅与韩国新文学——从鲁迅研究的东亚视角谈起》（《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6期）也值得一提。2009年王家平出版的《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1909-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中，也有专门论述日本和韩国的篇幅，尤其是该书以“冷战”为轴展开域外鲁迅传播的百年叙述，展现了宏阔的视野。

以上的东亚鲁迅论，都有各自的优点，但缺憾颇明显：其一缺乏东亚整体的学术史的梳理的论著；其二，缺乏更长时段更为宏阔的论述。总体来说，东亚论可以区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民族国家层面的东亚论，所谓“东亚共同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合作层面的讨论；其次是近代殖民帝国及后殖民帝国层面的讨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反省及其检讨以及战后美国在东亚问题的讨论；最后一个层面，就是东亚区域的上空自始至终都盘旋着古老的“东-欧亚（East Eurasia）”帝国的幽灵。“东-欧亚（East Eurasia）”是相对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或者内亚（Inner Asia）而言的，这是日本历史学家上田信的一个用语，他将自己的一本书命名为《东欧亚海域史列传》（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所谓“东-欧亚（East Eurasia）”帝国不仅仅指“中华帝国”，还包括许多历史阶段同“中华帝国”相对立的草原帝国，理想形态当然是二者的融合，譬如唐帝国或者元帝国、清帝国。[23]日本1894年后的崛起，除了有“脱亚入欧”的后发资本主义殖民帝国的因素而外，其实在这个崛起的帝国意识形态中，始终有着古老的“东-欧亚（East Eurasia）”帝国的魅影参与其中。其表征即京都史学的满蒙及内亚史研究，其遗绪甚至一直影响到冈田英弘、杉山正明等人为代表的日本“大元史”和“新清史”研究，其“东-欧亚（East Eurasia）”帝国意识形态性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东亚论的第三个层面常常被忽略,或者说是看不到,但忽略或者看不到这一层面,会导致看不清东亚的历史格局与现状。“令人啧啧称奇的是，研究19世纪晚期之东亚的专家们居然以西方理论为标准，以至于完全看不到东亚自有其国际体系（当然自有其标准），看不到这个体系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看不到中国、日本、朝鲜之间有相互认知、相互滋养和相互贸易，看不到对19世纪的东亚来说，西方体系乃是一种全新的、充满威胁的、完全未经尝试和证明的体系。”[24]布鲁斯·卡明斯的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不过，何止是19世纪晚期，其实20世纪，乃至今天，“东-欧亚（East Eurasia）”帝国的幽灵依然徘徊在这一区域的上空。几乎大部分现有的东亚论，皆止步于第二个层面的讨论，而东亚鲁迅研究甚至更多的止步于第一个层面的讨论。当然，这也正是本文所不满之处。

《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

伊藤虎丸著，李冬木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08

鲁迅是20世纪中国的大文学家，但鲁迅在东亚的传播却无不纠缠着政治、民族、阶级与现代性问题。因此，如果不把鲁迅及其东亚传播放在一个长时段与大时空中加以考察，有些事情是就很难梳理清楚。可以说，鲁迅及其东亚传播的历史就是东亚现代进程历史的一个重要的侧面，通过这个侧面，既可以看到东亚百年以来的历史变迁，反之也同样可以认清鲁迅自身的面目。

就地缘政治而言，使得全球格局得以塑型以至于定格成今天这种局面的两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莫过于成吉思汗对世界的征服和新航路的开辟。成吉思汗对世界的征服成为型塑欧亚大陆“心脏地带”[25]的最重要的因素，而新航路的开辟，则型塑了印度洋、南中国海和新大陆。接替金帐汗国而起的俄罗斯几乎控制了欧亚大陆内部的“心脏地带”，并且不断地在波罗的海、博斯普鲁斯海峡、南亚次大陆和东北亚寻求出海口，但在后三个地方受到强大的阻力，对黑海以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争夺形成了俄国同奥斯曼帝国（以及其后续的土耳其）的长期战争，从而为“一战”埋下了伏笔。从中亚原察合台汗国属地向南挺进，则陷入阿富汗的泥淖之中，并且受到来自英属印度的极力阻扰。向东北亚的进军则先是受到清帝国的重击（《尼布楚条约》1689年），而后则受到有英美法在背后支撑的已经膨胀起来的日本的阻击，从而爆发了1904-1907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摆脱了被“海洋”势力征服的命运，并且通过“脱亚论”积极向英美法欧美列强靠拢，成为后发性资本主义强国，同德国、意大利、俄国同属于第二阶梯。并且日本很快就明白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强盗逻辑，即要想成为强大的国家，则必须发展海外殖民地，并形成自身的帝国体系——因此，所谓国民国家（民族-国家）只是一个“抵抗”的话语而已。可是当日本环顾四周却发现，海洋征服完全不可能，新大陆、南中国海以及印度洋早已被第一阶梯的团队及之前的早期海洋殖民帝国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瓜分完毕，剩下来的只有已经被自己占领的台湾地区、琉球、朝鲜半岛和周边没落的清帝国（尤其是满蒙部分）。对满蒙部分的诉求，遇上了具有同样野心的俄罗斯帝国——其实，俄国同样也觊觎朝鲜半岛——，于是日俄战争的爆发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而这正是留学日本时期的鲁迅所亲身感受过的事情，其时日本不仅完成了国民国家的转身和“内面”的建立[26]，而且已然向“帝国”的道路上疾驰了，鲁迅在仙台所感受到的不安，恐怕同他对此的直觉有很大关系吧？对英美法而言，刚有起色的东亚“黄种人”的威胁远比俄国要小，因此，日俄战争成为世界阻击野心勃勃的俄罗斯的一部分。可是令英美始料不及的是，他们是在养虎为患。其实美国的崛起并没有比日本早多久（尽管所谓“1868黑船”来自美国），但美国崛起有着得天独厚的历史与地缘条件：英帝国在衰落中以及在北美大陆广阔土地上的不断拓殖。美国真正崛起并进入世界第一阶梯的时间应该在“一战”之前，而“一战”之后则实质上取代了英帝国世界老大的位置。[27]但美国最开始并不想纠缠在旧大陆的恩怨与战争的泥淖中，因此，对新崛起的日本则采取旁观甚至容忍的态度。日本的黄金时代是在“一战”到大萧条期间[28]（同样也是美国的黄金时代），由于“一战”的原因，英法德等欧洲列强无暇顾及亚洲事务，贸易也因此大大受损，而从中受益的则是印度、日本和中国，这三个国家的纺织业在这个期间迅速成长并超过了欧洲列强在此前的贸易额，以此为契机，日本国力迅猛发展，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丝织业产量国和出口国。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初期的发展状况基本类似，都伴随着殖民地的开拓、本国城市的飞速发展，以及传统农业社会转型的剧痛和农村的破败。对于第三点而言，日本显得尤为突出。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实行的是重商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城市的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发生着激烈的冲突。鲁迅之所以能够引起日本知识界的关注，大概就是因为他在这个方面有着超拔的书写，1927年其首次由日本人翻译到日本国内的作品就是《故乡》[29]。这部作品，在中国大陆一般都被解读为鲁迅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批判，但实际上是受到鲁迅主观写作意图的影响所致。其实，辛亥革命前后同样是中国民族资本繁荣的时代，那时大陆的情景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有颇多类似的地方，农村的破败，并不能如同想象的那样单一地归结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影响，更重要的因素恐怕要在全球经济的波动以及现代社会初期农村普遍衰落的必然性当中去寻找。《故乡》是鲁迅在日本乃至东亚最能引起共鸣的作品，藤井省三《鲁迅<故乡>阅读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切。其实，除了《故乡》以外，1922年最早由周作人译为日文的《孔乙己》，以及1931年在日本同时出现三个不同译本的《阿Q正传》同样也是这一方面题材的杰作。1920年代中后期开始，受国内无产阶级的发展和国际共运的影响，日本无产阶级运动迅速崛起，山川主义和福本主义先后成为“左翼”主导意识形态，[30]日本步入了伊藤虎丸所谓的“政治（=科学）强势”的时代。[31]这一时期的日本左翼对鲁迅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即一方面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对鲁迅的批判波及了日本左翼对鲁迅的看法，因此形成了东亚左翼对“死去的阿Q时代”的批判，即将鲁迅当做“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来批判，如原野昌一郎的《中国新兴文艺与“鲁迅”》，而另外一方面以山上正义的《论鲁迅》为代表则充分肯定了鲁迅的左翼革命性质的一面。这两派之所以有截然相反的见解，是因为前者只是将目光投向“大革命”之前的鲁迅，而后者则亲眼见到广州鲁迅的转变与挣扎。

《鲁迅<故乡>阅读史》

藤井省三著，董炳月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11

1929年世界进入大恐慌大萧条，在东亚，日本受此影响比中国要早，为了转嫁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损失，积极地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日本的国策之一就是入侵中国本土，破坏蒸蒸日上的中国民族经济，抢占满洲的土地与消费市场。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这一阶段，鲁迅的传播同上一个阶段又有不同的趋势，由于鲁迅影响的扩大，其作品考开始在东亚大量翻译与传播，在日本方面是鲁迅的学生增田涉和日本著名作家佐藤春夫，增田涉写作《鲁迅传》一文，并在佐藤的帮助下得以发表，其后，他们又共译了《鲁迅选集》（并将增田涉《鲁迅传》收录其中），由于佐藤春夫的巨大影响，鲁迅在日本的传播进入知识阶层当中。另外一个是鲁迅不太满意的井上红梅，他则翻译出版了《鲁迅全集》，尽管鲁迅认为错误多多，但在传播鲁迅方面则无疑起到了扩大的作用。

在朝鲜半岛方面，从1894年沦陷，到1910年“合邦”，半岛同台湾地区一样完全沦为日本的海外殖民地。日本在半岛统治的初期，采取的恐怖和高压的武断统治，但最终在1919年引发了“民族自决”性质的三·一运动。韩国（朝鲜）的众多独立运动的左翼知识分子则纷纷来到中国，寻求独立的支持与帮助，其中以李又观、金九经、柳树人等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则积极靠近鲁迅，他们一方面寻求支援，另一方面则积极将鲁迅的作品翻译传播到苦难深重的朝鲜半岛，成为韩国人民反抗殖民的精神支撑。1927年柳树人翻译发表了《狂人日记》，在外国人翻译的鲁迅作品中算是最早的之一。此外，1931年丁东来在《朝鲜日报》上连载的《鲁迅和他的作品》算是这一时期鲁迅在韩国传播的声音。韩国近代殖民地的属性决定了他们在选择鲁迅传播上的“民族-国家”属性，鲁迅作品中“抗争”的问题，始终是他们关注的话题。

韩国史学家很敏锐地捕捉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韩一般称作“满洲事变”）对于韩国史的重要性，他们由此将日韩合邦后的35年亡国时期以1919年和1931年为节点划分为三个时期：武断统治时期（1910年合邦-1919年三·一运动）、“文化政治”时期（1919年三·一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法西斯战争时期（1931年九·一八事变-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32]同韩国的敏锐相对的是，中国史学界一直以来以“八年抗战”和1937年卢沟桥事变为节点来划分现代史时期，普遍没有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予以重视。只是近年来，学界渐渐有提及“十五年抗战”[33]的话题，其实，这个话题在日韩早已是普遍的共识。[34]可以说以1937年卢沟桥事变为节点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知识界的视野。实际上，1931年九·一八事变无论对于日本史、韩国史，还是东亚史或者全球史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节点。[35]1931年九·一八事变首先是由导致全球震荡的“大萧条”而引起的，日本为了使国内摆脱经济困境而拓展海外殖民地，转嫁经济危机，寻求海外市场。这既是现代资本帝国的侵略显现，但同时又是日本实现其“东-欧亚（East Eurasia）”帝国远景的第二个重要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占领作为海洋与大陆跳板的朝鲜半岛）。此前，“京都学派”其实早已经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为这一远景做了极为重要的铺垫，白鸟库吉、桑原骘藏、内藤湖南等学者的满蒙内亚研究、“唐宋变革说”、“文化中心移动论”等诸多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同“东-欧亚（East Eurasia）”帝国远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36]甚至在冈仓天心的《东洋的理想》(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中，更为隐晦地透露了“东-欧亚（East Eurasia）”其范畴不仅局限于“东-欧亚（East Eurasia）”的“汉帝国”和“草原帝国”，而且还包括喜马拉雅南麓的印度次大陆。然而，无论这一远景的范围有多大，1931年满洲的占领是实现这一远景的最重要的一步，因为历史上，无论是蒙古对世界的征服还是满清帝国的形成，无不是从这一块土地开启的。日本的满洲征服很快就引起了世界第一阶梯列强的不安，此前的美英-日联盟渐渐崩毁，美英感觉到日本的威胁不仅仅是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日本贸易增长太迅速，同时迷糊地嗅到日本构建“东-欧亚（East Eurasia）”帝国的野心。日本不再是此前美英对抗苏俄的桥头堡，而是有可能取苏俄而代之的角色。这一时期美英的做法是在政治上不再扶持日本，在经济上采取限制日本商品的政策，并且在道义上谴责日本对华入侵。日本崛起的自信心受到极大地挫折，面对美英等列强感到一种屈辱感，而渐渐向此前相互敌意的德国靠拢，两个后发的资本主义强国同盟逐渐浮出水面。

佐藤春夫（1892—1964）

1930年代中期，日本工业逐步由以纺织业为主的轻工业向以钢铁、汽车、军工等为主的重工业转变。产业工人阶层更进一步扩大，以第三国际为后盾，1930年代无产阶级运动在日本迅速升温，但同时也受到来自帝国意识形态机器的不断打压，产生了为数不少的“转向者”。这一时期日本传播鲁迅最力者当中就有著名的“转向”作家中野重治。在丸山升看来，“作为对鲁迅思想、政治方面的战斗方式，理解得如此深刻的，在战前的日本无出其右者”[37]。尾崎文昭认为，“战后，作为理解鲁迅的人物，中野重治的地位仅次于竹内好。大家表示敬意，丸山先生也是这样吧，将他作为为数不多的能够深刻理解鲁迅的日本人的代表。”[38]并且，中野在日本还被认为是最接近鲁迅气质的日本作家，也是鲁迅生前最看重的日本作家。[39]这一点，在被竹内好淹没的大陆鲁迅研究界恐怕是极少人知道的。好在如前所述，当下陆陆续续有相关的鲁迅研究者开始关注和翻译中野重治的鲁迅论。熊鹰认为，中野重治深刻了解鲁迅的契机在于1936-1937年《大鲁迅全集》在日本的出版。[40]《大鲁迅全集》是1936年鲁迅去世后不久，日本改造社通过“内山书店，约请茅盾、许广平、胡风等人，并请内山完造、佐藤春夫共同担任编辑顾问，在东京和上海两地合力编译”[41]的。中野重治在1920年代亦曾深受福本主义的影响，“强调主体的建成”，但“投身左翼文化运动后，中野重治不断受到国家权力的打压，他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认识也不断从观念转为经验和体验”。[42]在中野看来，“从旧时代走过来的鲁迅身上带着旧事物。那是可以被称为五千年的中国生活在今天获得肉身的东西。那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的，而是从集合了前代思想的黑格尔出发，一度通过费尔巴哈才到达马克思的东西。也就是说，那里并不存在科学社会主义，有的是孕育科学社会主义的土壤之中国生活。这样的文学正是鲁迅的文学。”[43]由此出发，中野重治更重视的是冯雪峰和胡风的接近人道主义的鲁迅论述。就这一点而言，中野重治对后来1950年代丸山升的鲁迅研究的影响并不亚于竹内好。

几乎同一时期，韩国的李陆史在鲁迅去世后所写的《鲁迅追悼文》，也对鲁迅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尤其是对鲁迅同无产阶级文学的关系有着不同寻常的辩证的看法。他引用中国批评家丙申的话说，“不能因为他现在正支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把他‘五四’前后的作品也认定为是无产阶级文学。不过，把他称作优秀的农民作家是再恰当不过的”[44]，接着，李陆史说，“这句话是比较正确的话。不能因为他是无产阶级作家，就把它当作玷污鲁迅的作家名誉的根据”。[45]“但是为了帮助那些人懂得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学，并懂得应该怎么去做，鲁迅以慈父般的爱抚，翻译介绍了普列汉诺夫、卢纳察尔斯基等人的文学理论和苏维埃的文艺政策，他想以此建设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在这过程中，曾叫嚷，‘如果不打倒鲁迅，在中国就不会产生无产阶级文学’的那些文学幼稚病患者自己却先倒下去了。”[46]

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整个东亚的思想又发生了转变。中国大陆刚刚从银本位货币体制的泥淖中爬出来，好不容易实施了可控制的国家货币体系，经济刚刚有一些起色，但由于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整个体系又面临瘫痪，这为日后的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垮台埋下伏笔。日本国内则从1937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形成了一个“文艺复兴”[47]的小高潮，大概跟日本在国际上所受到的第一集团的高压环境的影响相关，使得这一时期的日本思想文化整体从阶级的认知转变到了民族的认识上来了，从而为后面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整体转向形成了一个铺垫。伊藤虎丸借用丸山真男的说法，将此一个时期称之为“政治（=文学）强势”的时代。[48]1938年，随着中日战争进入“持久战”阶段，日本对于整个东亚的战略开始着手大调整。其一是在台湾地区、朝鲜半岛开始实行“皇民化”运动，鼓励本地人使用日语，“从30年代末期起，日本军国主义采取禁止韩国人民使用韩语和韩文的残酷政策。在这样情况下，翻译鲁迅的作品和介绍鲁迅的作业完全不可能。”[49]其二是开始着手“北上南下”战略，即往北进攻苏联，往南进入东南亚作战。最终“北上”受阻，1940年9月则开启“南下”作战行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宣告爆发。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整个日本思想界几乎都笼罩在军国主义的狂热中，“粗略地说，193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被镇压之后，包括此后‘转向’者中的良知，以及好不容易保守着的自由主义乃至合理主义的思考，都在1941年12月8日以后，几乎被完全涂抹成清一色的狂热的军国主义色彩。”[50]

《东洋的理想》，刚仓天心著

讲谈社，1986-02

按照吕元明的说法，“这一时期的鲁迅研究，有三件可喜的成就：内山完造的回忆鲁迅、小田嶽夫的《鲁迅传》、竹内好的《鲁迅》，后两书是鲁迅研究专著，标志着日本鲁迅研究进入了更高的阶段。”[51]其实，还应该加上一项成果，即太宰治的以鲁迅为主人公的长篇传记小说《惜别》[52]。这四项战争期间的成果，除了内山完造的回忆鲁迅的系列[53]外，其余三项无论如何杰出，在骨子里都有挥之不去的“大东亚”战争思想的印迹。

如果说中野重治的《鲁迅传》（1939年）是“政治（=科学）强势”末期的作品的话，小田岳夫的《鲁迅传》则是“政治（=文学）强势”初期的作品，并且是“受到中野的《鲁迅传》的刺激而创作的”[54]全世界第一部单独出版的鲁迅传记。所谓“政治（=文学）强势”时代的作品，指的是小田岳夫《鲁迅传》中的受到“大东亚”战争思想影响而流露出的暧昧的色彩。这部传记虽然分别在1945年和1946年有两个汉语译本，但都做了大幅度的删减，“序章”或者“后记”均被删去，因此，很难瞥见原书的面貌。[55]据丸山升的介绍，原书《后记》有这样一段话，约略能窥见一斑：

“

我觉得自己的叙述在不知不觉中向“爱国”者鲁迅的一面集中。不过如果把这看作鲁迅终其一生在心中最热烈地燃烧着的东西的话，也许我叙述的集中也是很自然的。青年时期以后，鲁迅几乎终生都对为政者、当权者充满了憎恶和反感，我想读了本传之后，读者们能更容易了解这也是根植于“爱国”之情的。[56]

”

《大鲁迅全集》

日本改造社，1937年版

对这样一段话，丸山升接着评论道：“‘爱国’一词，总是被不同的解释弄得十分暧昧。从这一词语的用法，也大概能看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开战前夜的空气对小田的影响吧。”[57]同样是丸山升，接着引用了一段1943年小田岳夫将此暧昧思想明确的一段话：

“

中国知识阶级旺盛的爱国热情是近代中国之光。但一方面没有善于引导它的大政治家，另一方面这些热情后来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因而流向不尽令人满意的方向，最终聚集到抗日上。真令人可惜啊。但是想到率先的萌生亚洲意识、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的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派人，与其说是政治家，实则大多还属学者型知识分子，我开始暗中想象或许重庆阵营中知识阶级的精神里也已经开始萌发新的创造之芽了吧。[58]

”

竹内好（1908-1977）

这一时期，日本鲁迅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当然是1944年出版的竹内好的《鲁迅》。这本著作已被公认是日本真正的鲁迅研究的起点，并且其在战后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直到今天，它对中日韩东亚三国乃至欧美学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关于竹内好的这本开创性的著作，我在此不太想多说什么，因为，关于它的研究论著太丰富，其中将其主要内容与结构讲得最为清楚的是2010年8月31日尾崎文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演讲《从<鲁迅>到<鲁迅入门>：竹内好鲁迅观的变动》（《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1期）。关于竹内好的思想与大东亚战争的关系，子安宣邦的《何谓“现代的超克”》也有非常仔细的分析。不过，关于竹内好《鲁迅》里所谓的“抵抗”及其“现代超克”思想中的所谓东洋现代的“内发性”问题，还是需要做一个补充说明。“竹内好那种强调中国‘内在现代性’的逻辑依然是一种强调与西方普遍现代性对立的二元逻辑，它从本质上并没有否认西方普遍性在‘起源’上的胜利；相反，它仅仅把这种普遍性的缺失当成是‘东洋现代性’的胜利，而自居于‘反应’的后发位置，并继续在两极对抗的思维中考虑东西关系和中日关系。这种近乎文化本质主义的中西对立思维会妨碍我们认识到，在很大程度上所谓的普遍主义的西方知识和东方地方性其实都只不过是历史中相互影响的结果。因而，竹内好鲁迅论的意义正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等待超越和反思的起点，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如何突破普遍西方现代性及反抗的东洋现代性的二元对立、突破代表了西方现代性的日本与所谓内发的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对立。”[59]熊鹰这一段对竹内好总结的话中所表达的观点在当前中国学界非常具有代表性，讲出了“竹内鲁迅”的一部分真理。不过，抛开竹内而环顾当时的日本思想界的时候可发现，这样一种东洋“内发性”现代观，并非竹内一个人所有，而几乎是日本思想界的共识。其源头当然是著名的“京都学派”。从京都学派到竹内好，这种看似单一的“反现代的现代性”背后，其实很深地隐藏着一个所谓“民族-国家”和“东-欧亚（East Eurasia）”帝国的复线模式。“我想指出的是，日本京都学派的‘唐宋变革说’或者说‘宋代近世说’与日本式的‘征服王朝’论之间其实有着紧密的配合关系。提出‘唐宋变革说’的内藤湖南（1866-1934）对‘满鲜史’用力很深，于20年代在京都大学讲授《中国近世史》时曾论述说，契丹崛起在东方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作为一个非中国的又受到中国深刻影响的国家，开启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进程，周边受到中国文化深刻影响的民族继之而起建立国家并征服中国，这成为与‘唐宋变革’相并行的‘中国近世史’的主调。”[60]也即是说，只看到“现代的超克”的单一的“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抵抗”的一面，而完全忽视其“东-欧亚（East Eurasia）”远景的“膨胀”的一面，就远远低估了“超克”这一词语背后所隐含的巨大野心与能量了。[61]其次，伊藤虎丸在《鲁迅与日本人》一书的“序言”中直面“竹内鲁迅”提出了五个问题，后来木山英雄也注意到的，[62]其中第一、第三、第五其实非常重要，可以说直抵“竹内鲁迅”的短板，而为后来超越“竹内鲁迅”开启了众妙之门。三个问题如下：

“

第一，竹为好以鲁迅型的近代来代表中国的近代，并以此作为批判日本型近代的一面镜子。我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我想从鲁迅型的近代，即使在中国的近代当中也是孤立的、也是异端的这一侧面(这和鲁迅在现代中国，特别是“文革”时期的中国，被弄成他所最讨厌的偶像和权威完全是两回事)来探寻鲁迅提示的作为日本和中国双方共同课题的问题。

……

第三，竹内探讨的问题是，“存在主义”式的“文学者鲁迅”，是如何衍生为不断战斗的“革命者鲁迅”的；而我则要探寻总是偏激且党派性很强的鲁迅，为什么又总能具有慈爱和宽容的一面(虽然日本的激进派总是威吓恫吓，断人以罪)，他的偏激又是怎样保持在他一生当中这一秘密的。

……

第五，包括竹内在内，人们历来多强调鲁迅小说对社会黑暗的暴露；我却想重视另一面所存在的他是怎样努力塑造出新的英雄人物和具有积极意义的人物的。具体地说，就是关注竹内好在《鲁迅论》中推定为“十有八九是多余”的《故事新编》中的作品。[63]

”

太宰治

（1909-1948）

《惜别》

朝日新闻社1945年版

作为“应日本内阁情报局与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请求而创作的”作品，太宰治的《惜别》可以算作是战时日本方面关于鲁迅传播乃至研究的最后一项成果。但正是因为其创作的起因夹杂着“大东亚战争”的体制要求，因此，无论如何为之辩护，[64]都无法洗脱“大东亚思想”所留下的痕迹。“日本人不卑视中国并且为了中国与俄罗斯作战，鲁迅也要用日本的忠义一元论哲学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这显然是太宰治构想的‘东洋图景’，也是他希望借助‘翻译’传达给中国读者的基本理念。”[65]尽管董炳月希望通过小说中的悖论性一面，而使得太宰治抗衡“大东亚”体制之“公”的“私”意凸显出来，但，在刚刚引的这段话里，如果说想表达这是太宰治的“私”，可是令人看到的却是完全符合“大东亚”体制的“公”意之言。而所谓“忠义”一元哲学问题，显现在《惜别》这部小说中的是浓郁的“爱国”之情。如前所述，丸山升在谈到小田岳夫的《鲁迅传》时，曾经说战时的所谓“爱国”，其实是一个十分“暧昧”的话题。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满目疮痍的日本列岛被美军占领。日本政治、思想与文化又发生了一次大转型。战后美军在日本废除等级思想，实行民主制改革，大量释放此前被关押的“左翼”人士。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当时的日本被称之为“解放”，最初是以自上而下的形式开启的，很快底层民众就被发动起来，左翼思潮回暖，开始转变为自下而上的革命。[66]但随着1946、47年的冷战开启，1948年美军占领当局开始取缔这种自下而上的革命，“民主”伪善的一面开始显露。“到了1949年，‘赤狩’（逮捕赤色分子）成了占领下新的流行语。”[67]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形势更是急转直下。[68]

战后的日本思想界直面两大问题，首先是清理与反思“大东亚”思想体制以及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的“近代化”道路；其次是如何面对被占领问题。这两个问题又可以统合到“什么是日本的主体性，以及民族国家与近代性”这样一个追问上面来。只不过前者是追问历史，而后者则是立足于当下。不过不经意之间二者也会出现一些本质的不同，即前者通过清理与反思，可能会进入到追责的问题当中，但危险性是可能会继续部分地保留战争期间的“近代的超克”的思想，而后者的危险则是有可能将自身作为受害者的一方而有意无意忽略掉加害者的角色，从而忽略责任的追究。对于战后的日本鲁迅研究而言，这两个方面一直以交错的方式出现，竹内好代表前一个方面，而丸山升则代表后一个方面。

《鲁迅传》

小田岳夫著，范泉译

开明书店，1946-09

最著名的反省来自竹内好1948年4月所写的以“鲁迅”为媒介的《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一文。该文虽然延续了战争期间的《鲁迅》的“回心”与“抵抗”的思路，但是更为明确地将日本定性为“无抵抗”的“转向型”文化而同“抵抗”的“回心型”中国文化对举，从而批判日本的“优等生文化”。文章不断提到鲁迅《野草》当中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意图很明显，即指出“无抵抗”的“转向型”文化即是一种无主体的“奴才”文化，并以此批判与检讨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近代化道路，文章结尾则以鲁迅在《灯下漫笔》中著名的“第三样时代”的呼唤为收束，期望日本建立真正的“人国”。1953年，竹内好又出版了《鲁迅入门》，对《鲁迅》中的“回心说”进行了调整。虽然竹内好一直关注的重心是鲁迅中期（北京时期）的思想，但《鲁迅》一书所关注的是中期最开始的一段，即以《狂人日记》为中心的研究，所谓的“回心之轴”是以《狂人日记》为支点展开的。然而，不同的是，《鲁迅入门》则开始重视鲁迅中期后半段的转变，即关注1925、26年的以《野草》与《写在<坟>后面》的鲁迅的思想转型。关于这一点，尾崎文昭在《从<鲁迅>到<鲁迅入门>：竹内好鲁迅观的变动》（《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1期）中曾有过很详细的交代。1960年发表的所谓“六〇讲稿”的《作为方法的亚洲》，总体上则延续了《何谓近代》的思路，在“日本近代史的两重性”——所谓作为先进的“脱亚”的日本和处身亚洲的日本的两重性——当中展开论述。这两篇代表性文章同战争期间的《鲁迅》所不同的地方在于，有一个毛泽东所领导的独立的现代中国作为巨大的参照系。不过作为悖论的是，日韩，尤其是日本的东亚或者亚洲论述，即便是以现代中国为参照系，但骨子里却总摆不脱以古代中国为核心的“东-欧亚（East Eurasia）”帝国的幽灵。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或者更为直白地说，对于日本而言，其压力不仅仅来自于欧美帝国，而且还来自于“东-欧亚（East Eurasia）”帝国的幽灵及其现代化身——一个庞然大物。而作于前一年的《近代的超克》[69]，在呼唤“日本人只有作为这场战后式‘现代的超克’的斗争主体，才第一次能够亲手创造战后的自立性日本”[70]的同时，如前所述，尽管试图将“近代的超克”中所含杂的三种主要成分：《文学界》群体、京都学派和“日本的浪漫派”做一种区分，但无论如何叙说，总是给人一种“无力”之感。无论三者之间的关联如何复杂，其间的微妙联络是无论如何抹不去的。其实何止竹内好如此，即便是臭名昭著的所谓“世界史的立场”的京都史学在宫崎市定的“东洋近世说”当中不是一样得以保留么？

日本自战后一直到1960年，整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的鲁迅研究几乎是战前或者战争期间已经有所成就的老人在继续奋斗的历史，有增田涉、内山完造、鹿地亘等人关于鲁迅的回忆录（代表作就是增田涉1948年出版的《鲁迅的印象》[71]），有佐藤春夫、竹内好、小田岳夫、中野重治等人的继续研究（《鲁迅案内》1956年岩波书店）。不过，新一代的鲁迅研究者却正在悄然成长，并且带有明确的超越上一代人的代际意识，“从结论来说，竹内研究鲁迅的态度是正确的。和我们的差别，是竹内的出发点和现在在历史条件、环境上是不同的。可是，战后的竹内并没有离开战前的研究‘姿态’，一—极而言之，他是原地不动地在研究鲁迅。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看鲁迅，和在外国帝国主义压迫下殖民地化的现在，尽管外在条件是类似的，但从主体的条件说，我们感受到的压迫是不同的。日本社会的状态，和当时也是不同的。特别是关于后期的鲁迅，竹内是在不能充分理解的条件下估量的，我看这一点他现在也没有改变。因此在出发点上，我觉到我们是有危机感的质的不同。”这是鲁迅研究会的负责人尾上兼英在回答中国文学研究者冈崎俊夫讯问时所说的一番话，[72]将新一代鲁迅研究者同以竹内好为代表的老一代的区别和盘托出。

按照尾崎文昭的说法，1950年代形成的新一代的鲁迅研究分为三个团体：其一是以东京大学学生为主的“鲁迅研究会”，包括尾上兼英、高田淳、丸山升、新岛淳良、伊藤虎丸、木山英雄、桧山久雄等；其二是以竹内好任教的东京都立大学成立的“中国文学会”为中心形成的研究团体，包括今村与志雄、饭仓照平、竹内实等；其三是在京都大学的研究者，包括相蒲杲、吉田富夫等。[73]这些研究团体各自都成就斐然，其中以“鲁迅研究会”成就最高。而这其中尤其突出的则是丸山升、伊藤虎丸和木山英雄三位。三位各自继承了竹内好的不同的方法，又都各自开拓了自己的新领域，皆做出了不可替代的成就。而且颇有意味的是，这三位先生像有默契一样似的分别占据鲁迅的早、中、晚三个时期进行各自的研究，现在看起来，又是那么地符合各自的心性，真是令人啧啧称奇。

《鲁迅的印象》

增田涉著，钟敬文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05

鲁迅研究会是以1952年的“五一事件”为契机而建立起来的，“左派人士为了表示抗议并宣泄愤怒，事后援用鲁迅《无花的蓄薇之二》里的词语，用北京的‘三·一八’事件来比附，表示抗议。但是东大中文系的一部分左派学生的看法，跟社会上的左派不一样。他们认为摘引鲁迅的句子来宣泄自己政治性的愤怒，是不科学的、不应该直接套用到1952年的日本，应该认认真真地学习鲁迅的革命精神。所以他们强调要用科学的、历史主义的方式来研究鲁迅，不能跟着社会上政治运动的路子走。就这样他们组织‘鲁迅研究会’……”[74]在丸山升看来，（1950年代）“人们将占领军视为日本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压迫者。日本人民第一次体验到‘被压迫民族的悲哀’”，于是“日本完全变成了鲁迅笔下的中国了”。[75]按照伊藤虎丸的说法，这个时期，日本又进入到“政治（=科学）强势”时代，仿佛是30年代左翼的回潮。[76]略微不同的是，30年代左翼的核心是“阶级”问题，而50年代左翼的核心则是“民族”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为共产党员的丸山升自然而然考虑的是“鲁迅与革命之关系”的问题。首先引起丸山升与鲁迅研究会同人不满的是1962年出版的尾崎秀树的鲁迅研究专著《与鲁迅对话》。在尾崎看来，鲁迅之所以最后选择文学乃是因为先前在政治上的受挫。这样的解释多少有一点政治=组织或无视个性，而文学=个性[77]的观点在里面。丸山升对尾崎这一阐释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丸山升看来，鲁迅的文学从一开始就是政治的，而且在鲁迅那里，文学与政治始终处于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据说丸山升对尾崎秀树的批评中隐含着对竹内好的不满，原因是竹内好支持了尾崎的这一研究。[78]并且或多或少地以此为契机，1965年丸山升出版了他的第一本鲁迅研究的专著《鲁迅——其文学与革命》。[79]在所有对丸山升的评价当中，木山英雄的评价相当准确：其一，丸山升以“革命者”鲁迅来置换竹内好的“文学者”鲁迅其实是一次失败的“效仿”，因为在竹内好那里始终有一个与“文学者”鲁迅相对举的“启蒙者”鲁迅，此二者在整个“竹内鲁迅”的论述中始终构成一种张力，而丸山升的“革命者”鲁迅由于是一元结构，则不构成这种张力结构；[80]其二，“丸山是自觉地，以把革命得以现实的中国的文学观念和革命不得以成为现实的日本的文学观念原封对置，并对此提示日本文学所应借鉴之处为研究者的使命的。”[81]也正因此，丸山升以中国革命作为参照进行日中对比，使得他同晚期的竹内好发生了深刻的共鸣；其三，抛开竹内好而言，丸山升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作为共产党员所内发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何面对鲁迅的问题。与这个问题相关，他最为重视的是鲁迅并非如日本无产阶级作家那样，是通过马克思主义这一全体性理论乃至世界观而革命化，而是其前在与中国的现实直接对决中炼铸了坚定的革命意志。”[82]也即是在丸山升看来，必须在经验与体验中获得主体性而革命化，而非通过空洞的革命理论与世界观而革命化。就这一点而言，丸山升同战前中野重治的鲁迅论有非常相似的一面。同时也跟竹内好的“回心型”主体的自觉（文学的自觉）有某种接近。“在这里于是出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党应该如何面对这样具有自律性的革命者的问题。为此，丸山在继《鲁迅》之后所写的《鲁迅与革命文学》中描写了二十年代的‘革命文学论战’，简单概括、描写了年轻一代的舶来性‘马克思主义’和鲁迅本有的‘革命’性的冲突的结果，使得马克思主义者和鲁迅各自都获得了‘无比宝贵’的东西，而其于日后成为‘左翼作家联盟’的基础的过程。”[83]

基于以上三点的判断，最后木山英雄总结道：“从现在反射当初, 我们会发现，他所主张的对鲁迅来说‘革命’和‘文学’最初起就是相互内包的这种‘文学’，几乎是与人道主义同义的。”[84]这样的评价，几乎使得我们想起了战前中野重治的鲁迅论。对于左翼思潮回流的大陆的当下的研究者来说，这样一些经验值得重视起来。

在丸山升、伊藤虎丸和木山英雄三人中，伊藤虎丸是一个比特殊的存在。伊藤虽然入学年级跟木山英雄相同，但在年龄上却长7岁，比丸山升也长4岁。因此，木山说伊藤可能比丸山对竹内好的语言与思想更有亲近感。[85]从伊藤所有的论著理论来看，确实如木山所言，“让人感到他与竹内的《鲁迅》比丸山的《鲁迅》更直接地‘连续’着……”[86]不仅如此，在这三位当中，从最直观的角度来看，也数伊藤虎丸在论述方式、思维结构和行文上最接近竹内好。如前所述，在《鲁迅与日本人》一书的“序言”中，伊藤针对竹内好提出了五个问题。其实这五个问题不仅仅是伊藤自己的而是属于他们这一代共同的问题。而且伊藤确实沿着这个五个问题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总体而言，竹内好的“亚洲/东亚”论述在丸山升那里因民族-国家意识而暂时被挤压，但是到了伊藤虎丸这里却又大放异彩，获得了新的生命。在伊藤学术生涯中，始终纠缠着的是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确立“自我”的问题，用他的术语说就是“个”的自觉如何成立的问题。为此，他引进了“终末论/末世论”的神学概念，这当然跟他个人是基督徒的经历相关，但据说最初这个概念出现在他视线中也还是通过竹内好。[87]然后，他在读到熊野义孝的《终末论与历史哲学》时产生了电击一般的感受。1975年出版的《鲁迅与终末论》一书可以说是竹内好与熊野义孝的复合体，然后创出了独特的“伊藤鲁迅”论。所谓“终末论”意义上的鲁迅，其实是相对于“进化论”意义上的鲁迅而言的，“进化论”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祛神”的“虚无”的展现，“近代的一般思想倾向，是把人的时间意义的存在，原封不动地把握为具有连续性的永恒，因此死的积极意义也就当然从中被埋没了”[88]。欧洲个人主义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虚无之上的，这就是伊藤所说的“个的思想”，是所谓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所经历的第一次“回心”，但“终末论”不同，它是使人建立在“神启”的“有限性”之上的，是一种“希望的神学”[89]，只有在这样一种“神启”的“有限性”之上，人的精神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才不至于陷入“虚无的深渊”。因此，在伊藤看来，鲁迅获得这样的精神自由的契机就是《狂人日记》，小说主人公于“我也吃过人”的觉醒的刹那就获得了“个的自觉”，即鲁迅的第二次“回心”，伊藤以此来代替竹内好所谓鲁迅于“赎罪”的意识中所获得的“文学的自觉”。

《鲁迅与日本人》，伊藤虎丸著

朝日新闻社，1983-04

同丸山升的研究相比，伊藤虎丸有着更为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即更强烈的伦理感。这一伦理感其实是综合了个人与日本民族的两层近代反省意识而形成的一种强大的力量，即使到今天我们再来阅读伊藤时，所获得的仍然是这样一种强烈的冲击。如果说竹内好更多是在“近代”与“亚洲”层面的文化反省的话，则伊藤虎丸的贡献就是将这种反省更贴身化与肉身化，形成了一种崇高的伦理冲动。相形之下，丸山升的研究则更多的是社会化的内容，这就是我前面说的，有一种以单纯的被害者的面貌出现而忘却了“加害者”的角色的一面。而“加害者”与“被害者”的双重意识则始终行走在“伊藤鲁迅”的论述中。

三者之中，木山英雄是一个异类。如果说丸山升是“政治”的，伊藤虎丸是“伦理”的话，则木山英雄是“文艺”的。如果说“政治”的与“伦理”的是属于尼采的“日神精神”的话，则木山英雄是“酒神精神”的化身。木山英雄出道并不晚，他于1962年就写下的《<野草>主体建构的逻辑及其方法——鲁迅的诗与哲学的时代》[90]（通常简称为“《野草》论”），至今仍被称作是日本鲁迅研究的顶峰之作，“1962年，木山英雄写了《<野草>主体构建的逻辑及其方法》，我们简称为木山的‘《野草》论’，算是战后第一代研究者里，最有成绩、最有深度的一篇文章。按照今天的眼光视之，我们认为他已经基本上克服了竹内好的《鲁迅》。他全面否定了竹内好《鲁迅》的主要内容，北京黑暗时期的“回心”论，并且塑造了自己的、比较有说服力的鲁迅精神形象。这篇文章也成了战后鲁迅研究的纪念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否定或者超越。”[91]这是尾崎文昭随处可见的肯定木山先生成就中的一条。并且持这样一种认识的不仅仅是尾崎文昭，代田智明还在世的时候，每次跟我碰面时，也常常这么肯定木山，说的话几乎跟尾崎的一模一样。可惜的是，中国大陆今天的鲁研界，有这样认识的人还不多。我想可能基于两个原因：其一，木山没有像丸山或者伊藤那样的成体系的鲁迅研究著作，哪怕是一本也没有，这多少制约了中国对木山的认识，就我目之所及，中国自1980年代左右开始介绍日本鲁迅研究，几乎都是将木山一笔带过，而丸山、伊藤则每每大篇幅介绍，这种情况一直遗留到今天，最近国内出版的《日本鲁迅研究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对木山英雄的论述只占一节（相比之下，丸山升、伊藤虎丸，乃至晚辈的藤井省三都占有一章的内容）；其二，木山的鲁迅研究及其一系列文章，比较晦涩难懂，加之其超出于一般人的知识结构之上的知识系统可能也妨碍了其论著的普及。当然，我想说的是，这样一种大谈特谈竹内好，而无人问津木山英雄的局面是中国鲁研界的一种悲哀。

木山英雄的鲁迅研究超越现有的一切方法，既不是竹内好的“近代”与“亚洲”的研究，也不是丸山升左翼民族-国家的研究，同样不是伊藤虎丸“自我”与伦理的研究，更不是钱理群的体验式的研究。如果实在要套用现有的学问与方法的话，则可以说是“现象学”的“敞开”的方法，但木山曾经亲口跟我否认过他研究鲁迅同“现象学”之间的关联，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文本细读和自己的感觉。可是，我要说的是，这种细读的感觉实在是太敏锐了。其实，“敞开”的方法并不一定非要同“现象学”联系起来，尼采的方法同样是“敞开”，也就是让事物回到最原初的“生命昂扬”的状态，当然，也可以说“现象学”同尼采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令事物打开到原初“生命昂扬”的状态同样也是文艺复兴的方法，即胡适所爱用的一个英文词“rebirth”（再生）[92]。甚至简单的说，柄谷行人的方法也是“敞开”的方法，这一点只要仔细阅读《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就会有深切的体会。当然，木山英雄不可能从比他晚得多的柄谷行人那里寻求方法。从他后来写作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93]等一系列文章来看，他的方法则是来自顾炎武以降的一直到章太炎的“鼎革以文”的传统。这套方法，在历史上曾经反复被梁启超和胡适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从“文学复古”的标题上看，本身就是“文艺复兴”的意思，只是中文翻译不同而已。

《“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

木山英雄著，赵京华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09

就具体的“《野草》论”而言，则木山认为在留日时期，鲁迅有一种革命与文学融合为一的“青春之喊叫”，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寂寞”里，这“寂寞之青春的喊叫”一直存在着，“五四”时期的鲁迅（即《呐喊》与“随感录”时期的鲁迅）一面是身外的“听将令”，一面则是身内的“寂寞之青春的喊叫”得以复活，其结果就凝结为《呐喊》与“随感录”的写作，但是这些皆是一些“观念性”的写作，并未成就独特的鲁迅“位相”，这种写作“姿态”一直持续到《野草》开头的几篇写作当中，1924、25年通过《野草》的写作而甩掉“黑暗与虚无”（以《希望》和《墓碣文》为两个节点），并且同时在杂文的写作当中找到了一种“贴身肉搏”的鲁迅式的书写与立身方式，以此为契机，形成了“现在的运动立刻成为下一个运动之根据的时代”[94]。《死后》则标志着这样一种鲁迅“位相”在《野草》写作中最后形成，一种“日常性”的、“散文性”的写作与生活的“姿态”得以确立，并且最终通过具有一生前后期分界点的《写在<坟>后面》的写作而定格。[95]木山英雄之后的《故事新编》研究也总体上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的。可以说，超越了竹内好、伊藤虎丸对《故事新编》的研究和判断。伊藤虎丸面对竹内好的五个提问中的第三问是：“第三，竹内探讨的问题是，‘存在主义’式的‘文学者鲁迅’，是如何衍生为不断战斗的‘革命者鲁迅’的；而我则要探寻总是偏激且党派性很强的鲁迅，为什么又总能具有慈爱和宽容的一面。”（《鲁迅与日本人·序言》）我们可以看到，木山英雄以令人信服的方式给出了答案。

居于战后第一代研究者同学院派之间的是日本的第二代鲁迅研究者，包括北冈正子、中岛长文、丸尾常喜、山田敬三、片山智行和阿部兼也。相比第一代研究者，第二代学者学理性更强，并且在某些方面具有开拓性。其中北冈正子和丸尾常喜尤其具有开拓性。北冈正子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和丸尾常喜的《“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可以说完全超脱了竹内好所开启的研究范式，呈现出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96]但这二人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后面的学院派开启了道路。

1990年代之后成熟的第三代研究者，包括尾崎文昭、藤井省三、代田智明和长堀祐造。四人当中，尾崎文昭与代田智明受木山英雄的影响较重，尤其是尾崎文昭更为直接地继承了木山的研究思路，其代表作《试论鲁迅的“多疑”思维方式》（《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期）可以说终结了“竹内鲁迅”所遗留的问题。[97]代田智明在方法上一方面有来自木山英雄的影响，[98]甚至在思辨的层面上有高出于竹内好与木山英雄的一面，而另一方面在实证的研究方法上则有稍许丸山升的影子在。藤井省三尽管前期有受到第一代学人的影响，但更多继承了来自第二代研究者的学院学理性的特征，可以说从他开始，日本的鲁迅研究走上了纯粹的学院派与知识学的道路。庆应义塾大学的长堀祐造，其历数十年的研究成果后来结集为《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人间出版社2015年版）。长堀祐造所专注的鲁迅同托洛茨基的关联，是就“同路人”的角度而立论的。从这个角度讲他复活了“丸山鲁迅”的某一面，[99]而同后来以木山英雄、尾崎文昭为代表的“文学复古”的一路有很大的区别。

《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

长堀祐造著，王俊文译

人间出版社，2015-04

进入新世纪以后，日本专门研究鲁迅的青年学者越来越少，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两位代表学者是九州大学的秋吉收和早稻田大学的小川利康。秋吉收的研究思路主要来源于藤井省三，知识学的与比较文学的思路比较明显。小川的研究兼重周氏兄弟，甚至更偏爱周作人一些，但对鲁迅研究也做出了很多的贡献，研究思路也是偏向藤井。此外，可以一提的是日本成蹊大学的汤山土美子，其研究思路同前面两位大同小异。这个时期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学院派鲁迅研究者不得不提，就是在日本佛教大学的中国学者李冬木。由于长期在日本学习和工作，可以说他基本上算是一个本土的日本鲁迅研究学者了。他原本在中国师从吉林大学的刘柏青教授，尔后则在大阪市立大学求学，师从片山智行先生，并且自毕业后至今一直留在佛教大学任教。李冬木在学术的道路上继承了京都学派的实证传统，着力于鲁迅早期的文献考据工作，成绩斐然，可以说是继北冈正子以后的不可多得的实证派鲁迅研究学人。

虽然一个是战败，一个是光复，但冷战期间韩国和日本在某些时候却有着许多相似的历史。譬如两国都有美国驻军，实际政治都受美国控制。因此，从民族主义和左翼的角度而言，同样都多少有着反抗半殖民统治的民族-国家成分在。也正因此，都同三十年代上海的鲁迅有着精神上的共鸣。二战时期被朴宰雨称为是韩国鲁迅传播与研究的黑暗期，没有可记载的历史。[100]冷战时代开启后，韩国同日本分享着相似的历史，因此，在1950年代，韩国左翼知识分子从日语的竹内好的《鲁迅文集》等与鲁迅相关的作品中获得了鲁迅的资源。另一方面1930年代曾经撰写过《鲁迅和他的作品》的丁东来重新开始翻译介绍鲁迅。与此同时鲁迅的作品韩语翻译也陆陆续续地进行。韩国的鲁迅传播与研究的真正历史应该开启于1980年代，这一时期韩国民众的反抗军政府的民主运动高涨，以及美国帝国主义及其扶持的韩国军政府对民众运动的压制与镇压令韩国人民与知识分子对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等作品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同时一批出生于1950年代后的世代青年为了反抗当时的军政府，寻找他们所能依据的思想，其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学者找到了丸山升的《鲁迅——其文学与革命》，并且非常认同该书。丸山升的这部作品在韩国的翻译出版，更加强了这场韩国鲁迅传播的社会实践功能，由此而形成了鲁迅在韩国的传播高潮，相继地也出现了非常多的高水平的研究鲁迅的学者和著作。而在这一运动中起着关键作用的是被称作“韩国鲁迅”的李泳禧。李泳禧以鲁迅的笔调写了大量反映时局的杂文，同时伴以对鲁迅的传播与介绍，更重要的是李泳禧将这些付诸实践。可以说，他是将鲁迅的精神在韩国践行的卓越的先行者。1985年以首尔大学金时俊教授为中心而成立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会”齐聚了一大批出生于1950年代的青年学者如朴宰雨、全炯俊、柳中夏、刘世钟等，他们围绕着季刊《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大量的鲁迅研究成果，这可以说对韩国鲁迅传播与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进入1990年代以后，韩国的鲁迅研究取得了极大的丰收，1993年参加“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几位中青年学者集体爆发，纷纷撰写出鲁迅研究的博士论文：刘世钟的《鲁迅〈野草〉的象征体系研究》、金河林的《鲁迅文学思想的形成与转变研究》、柳中夏《鲁迅前期文学研究》、严英旭《鲁迅文学的现实主义研究》等。[101]1980年代涌现、1990年代中前期成熟的这一批韩国学者身上基本上都带有社会思想者、实践者同学院派相结合的气质。金河林对鲁迅思想转变与中国社会历史现实有独特的把握，甚至形成了自己的鲁迅像，可以说是将“丸山鲁迅”的思想在韩国贯彻得最好的一位研究者。全炯俊同金河林有相似的关注点和敏锐度，同时他又关注鲁迅与东亚问题，有更大的关怀。柳中夏一直关注于鲁迅早期文学思想研究，似乎有着同日本的木山英雄一样的思路与敏锐，也因此，他重视两个人物同鲁迅的关系，其一是影响鲁迅早期思想的章太炎，他重视章太炎“文学复古”对鲁迅思想的影响，并从中寻求反抗独裁的思想，另外一个是金洙暎，韩国1960-1970年代最为有影响力的前卫诗人，从鲁迅同金洙暎的“前卫性”的比较中，同样寻找反抗独裁的思想资源。1990年代中期以后，柳中夏又主张“东亚文学论”，同当时韩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学社团“创作与批评”的编辑白乐晴一起提出了“东亚共同体”的思想。刘世钟则对鲁迅作品的细读有独特的个人写作经验。此外，很擅于读解鲁迅文章的韩秉坤以及老实地读鲁迅文章的李珠鲁也值得关注。1993年俞炳台在法国以法文完成的博士论文《鲁迅笔法——寻找"风月"的新的方向》也值得研究者关注，该论文以后结构主义的方法对鲁迅进行了一次全新的解读。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李旭渊将鲁迅的几篇小说与一些散文结集为《朝花夕拾》并翻译出版。这本书成了畅销书，并在整个1990年代对学生运动和知识青年产生较大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将鲁迅的名字第一次传播到韩国市民社会当中的重大推手。李旭渊同另外一位成就较大的鲁迅研究学者洪昔杓都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更年轻一代的韩国鲁迅研究者，但他们的成就在新世纪更为辉煌。

《朝花夕拾》，鲁迅著

北平未名社出版社，1928-09

日本文学研究注重“现代性”的问题大概从197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开始了，但韩国和中国大概因为1970、1980年代的社会运动的缘故，几乎都是迟至1990年代中后期才逐渐关注这一问题。因此，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在这个时期才引起中韩两国的瞩目（其实早在1986年竹内好的《鲁迅》就已经被翻译成中文，但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关注），韩国在这个时候才将注意力从丸山升的“革命者”鲁迅转移到“竹内鲁迅”上面来。2003年竹内好《鲁迅》的韩文翻译，更将这一热潮引向了深入。这一动向证明了一方面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社会运动的逐步冷却，而另外一种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关怀（如东亚共同体思想）逐渐进入知识群体当中，当然在另外一方面则说明学院体制的逐步成熟，社会关怀在知识群体中逐步淡出的倾向。在这一时期，令韩国学院派鲁迅研究如虎添翼的则是20卷《鲁迅全集》的韩文翻译及出版。2007年以刘世钟为中心成立了“鲁迅全集翻译研究会”，洪昔杓、李宝暻等12位优秀的韩国鲁迅研究学者参与其中，2010年翻译出版了第一卷，至2018年则整套全集翻译出版完毕。这在韩国鲁迅传播与研究史上可谓是里程碑一样值得纪念的事件。

新世纪崛起的韩国鲁迅研究学人除了前面提到的崭露头角的李旭渊和洪昔杓外，还有金彦河、徐光德、李宝暻、徐维辰等。李旭渊是一位在鲁迅文本细读方面非常厉害的学者；洪昔杓对于思想史上的鲁迅定位似乎兴趣更浓厚，同时着力于《野草》的研究；金彦河对有关“狂人”形象的解释十分独异，并且对鲁迅与韩国作家思想家之间的比较研究颇有心得；徐光德则着力于日本与鲁迅关系的研究，同时他也是竹内好《鲁迅》韩文翻译者；李宝暻以建构现代小说理论的角度阐释鲁迅；生于1970年代之后的留学美国的徐维辰则研究鲁迅同科幻小说的关系。

最后，我想以木山英雄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收束：“‘东亚共同体’的构想, 可以说这是来自已经进入资本输出阶段的中国、韩国、日本的一种国家要求，甚至有如日本首相不断重复着亲自提倡又亲手毁坏的行为；然而如果民众生活的联合不是梦想而且在那里有唤醒鲁迅的余地，那么，我在这里所谈的有限的经验的共通到达点，也许会拥有新的意义。”[102]木山英雄的这段发言（2004年韩国首尔举办的“二十一世纪东亚鲁迅研究”研讨会）颇耐人寻味，摘录此处，希望与东亚鲁迅研究的诸君共勉！

本文原载于《东吴学术》2021年第1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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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子安宣邦：《近代日本的亚洲观》，赵京华译，第5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2] [日]子安宣邦：《近代日本的亚洲观》，第58页。

[3] [日]子安宣邦：《何谓“现代的超克”》，董炳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4] “一般来说，东亚指的是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韩半岛、日本，有时候也称为东北亚，是狭义的东亚。”语见[韩]白永瑞：《思想东亚——朝鲜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践》，第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5] 该篇论文详细地介绍了当时在大陆几乎不为人知的代田智明的鲁迅研究，令人感到惊奇！正如题目“近年”所显示的，几乎是同时性的日本鲁迅研究的译介。

[6] 此前学界似乎一直有“竹内鲁迅”、“丸山鲁迅”、“伊藤鲁迅”乃至“丸尾鲁迅”的说法，唯独没有“木山鲁迅”，但不容质疑的是，“木山鲁迅”这个说法不但可以成立，而且按照尾崎文昭和代田智明的意见，“木山鲁迅”甚至是日本鲁迅研究的最高峰。对此后文还将会有详细交代。

[7] [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390-39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8] [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第387页。

[9] [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第388页。

[10] 董炳月：《自画像中的他者——太宰治<惜别>研究》，《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2期。

[11] 董炳月：《井上厦的“反鲁迅” —— <上海月亮>的喜剧艺术与意义结构》，《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7期。

[12] 参见董炳月：《日本的阿Q与其革命乌托邦——新岛淳良的鲁迅阐释与社会实践》，《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4期；亦可参见董炳月：《鲁迅形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13] 韩琛：《“迷信可存”：“伊藤鲁迅”的东亚近代像》，《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5期。

[14] 朱幸纯：《“第一义”道路上的日本文学家——论中野重治及其鲁迅观》，《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1期，《“何谓阅读鲁迅?”——中野重治<一个秋夜>研究》，《文学评论》2017年3期，《日本文学者的鲁迅阅读空间——中野重治<鲁迅>编译后记》，《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7期；熊鹰：《中日历史中的共通主体：中野重治“非他者”的鲁迅论》，《文学评论》2019年2期。

[15] 李明晖、靳丛林：《北冈正子的鲁迅研究》，《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9期。

[16] 谢俊：《文学的无力与抵抗：从竹内好在1941-43年间的写作重审“回心”论述》 ，《文学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4期。

[17] 此外，2019年大陆出版的《与中国结缘：尾崎文昭、西川优子口述》一书中，也有不少关于战后日本鲁迅研究史的宝贵资料。吴晓东、陈晓兰：《与中国结缘：尾崎文昭、西川优子口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18] “长堀：尾崎老师和丸山先生、木山先生、伊藤虎丸先生都很熟……”（语见《丸山升先生的思想、人格和学问——日本东方学会“缅怀先学丸山升先生”座谈会记录》，《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4期）这一点确实使得尾崎文昭具备战后日本鲁迅研究史学代言人的位置。

[19] 吕周聚、[日]藤井省三：《日本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藤井省三教授访谈》，《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3期。[日]代田智明：《论竹内好：关於他的思想、方法、态度》，《世界汉学》1988年第1期，《谈鲁迅论与“个”的自由主体性——由伊藤虎丸论起》，赵晖译，《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20] 该篇论文最先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期，后收录于该论文集。

[21] 陈方竞：《韩国鲁迅研究的启示和东亚鲁迅研究意义》，《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22] 陈方竞：《韩国鲁迅研究的启示和东亚鲁迅研究意义》，《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23] 这一学说的起源当然首先是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和丹尼斯·塞诺（《中部欧亚研究导论》）的“内亚学说”和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论”在日本引起的变种的原因。“20世纪初，日本出于殖民扩张的需要，成立‘满鲜地理历史调查部’，开始所谓的‘满鲜史’研究，并将辽金元史置于‘满鲜史观’之下进行阐释。‘满鲜史’研究的开创者白鸟库吉在1937年提出‘东洋史南北对立论’，认为东洋史的发展是以南方汉民族和北方游牧民两者的对抗以及兴衰更替为主线的，他从当时流行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出发，认为中国是由汉族地区构成，具有文化构成的单一性，中国北部边疆的其他民族皆不属于‘中国’的范畴。这就把中国的对立和分裂看成是常态，而把长城内外的统一看成是变态。”“日本学界在吸收魏特夫‘征服王朝’观点的同时，也抛弃了魏特夫中国研究的立场，其基本趣旨是通过突出、强调内亚游牧社会结构的区域共同性，回避甚至消解中国古代王朝在内亚地域的历史存在与影响。”引文参见江湄：《怎样认识10至13世纪中华世界的分裂与再统一》，《史学月刊》2019年第6期。

[24] [美]布鲁斯·卡明斯：《视差：美国与东亚的关系》，第25页，李茂增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25] 哈·麦金德语。参见[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6] 参见[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第8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27] “‘一战’甫一结束，明确地说，是1922年，美国便成为了东北亚三国霸权体系的主要参与者。这时，美国银行开始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而盎格鲁-日本联盟则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美国取代英国，在日本外交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布鲁斯·卡明斯：《视差：美国与东亚的关系》，李茂增译，第5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28] 当然日本经济的腾飞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及其后续中受到过不小的挫折，但总体而言在此期间是上升的趋势。

[29] 参见戈宝权：《鲁迅的著作在日本》，载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年刊》（1980年卷），第553-554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又参见[日]丸山升：《日本的鲁迅研究》，载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王俊文译，第32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0] 可参阅黎活仁：《福本主义对鲁迅的影响》，《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7期。

[31] 参见[日]伊藤虎丸：《再论“鲁迅与终末论”——“竹内鲁迅”与日本一九三〇年代思想的现实意义》，载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35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2] [韩]姜万吉：《韩国现代史》，第3-4页，陈文寿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33] “十五年抗战”的提法最初来自于鹤见俊辅的“十五年战争”的命名，参见[日]鹤见俊辅：《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邱振瑞译，第5页注释①，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

[34] 可参见 [日]鹤见俊辅：《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邱振瑞译，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

[35]“以历史的区分而言，我们在此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肇始设定于1931年中日战争的爆发。1931年日本的陆军领导者在中国的满洲开启战端，并进而在这个地区建立日军的德偶政权。这种方法对整个世界而言，实乃前所未见。因而后来也导致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德国的希特勒都加以仿效。因此我们可视1931年始于中国东北地区的中日战争，为一个全新趋势的开始，影响着整个世界。如此1931年至1945年的日本历史，对全世界而言虽说不过是地方史，但已然成为20世纪日本史与世界史连接的一个环节。”语见[日]鹤见俊辅：《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邱振瑞译，第4-5页，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

[36] 关于这一点，子安宣邦在《何谓“现代的超克”》中也有涉及。在该书的第七章《即使战争无偿而终——保田与重郎的战时与战后》的第二节“为何是蒙疆？”中，子安引了保田与重郎的一段话，将日本大东亚战争的这种远景同东-欧亚（East Eurasia）帝国的关联明白地揭示了出来：“我在北京未曾看到什么文化。存在于那里的是清朝官廷的风俗。服饰、房舍、文化等，都不过是乾隆所喜爱的。那是明朝人惨淡的失败。不，伟大的康熙、乾隆二帝。唯一作为汉人皇帝的是永乐帝，越过蒙古沙漠、率军亲征的永乐帝，只有他的遗业天坛令我吃惊。……但是，远比汉人天子的精神更为雄大、悠远者，难道不是蒙古或满洲天子的精神吗？”子安接下来说：“在保田与重郎这里，蒙疆是作为北京或东京的‘反语’存在的。……那时候满蒙是与日本帝国的生存密切相关的大陆政策被推行的原点性领域。保田昭和十三年(1938)大陆之旅途经地域的顺序，是‘从朝鲜经过满洲的中枢交通线，从北中国到达蒙古，再经过“满洲”新领地热河回国，这个顺序对于我们审视今日之日本、展望明日之日本来说，应当说实在是合理的“方法”’。如同此言所示，那个顺序是忠诚地沿着日本帝国的野心所画出的轨迹展开的。”参见[日]子安宣邦：《何谓“现代的超克”》，第114页，第123-124页，董炳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37] [日]丸山升：《日本的鲁迅研究》，载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王俊文译，第33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8] [日]竹田晃、佐治俊严、尾崎文昭、藤井省三、长堀佑造、及川淳子：《丸山升先生的思想、人格和学问——日本东方学会“缅怀先学丸山升先生”座谈会记录》，王俊文译，《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4期。

[39]参见[日]竹田晃、佐治俊严、尾崎文昭、藤井省三、长堀佑造、及川淳子：《丸山升先生的思想、人格和学问——日本东方学会“缅怀先学丸山升先生”座谈会记录》，王俊文译，《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4期。

[40] 熊鹰：《中日历史中的共通主体：中野重治“非他者”的鲁迅论》，《文学评论》2019年2期。

[41] 戈宝权：《鲁迅的著作在日本》，载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年刊》（1980年卷），第556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

[42] 参见熊鹰：《中日历史中的共通主体：中野重治“非他者”的鲁迅论》，《文学评论》2019年2期。

[43] [日]中野重治：《鲁迅》，朱幸纯编译，《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7期。

[44] [韩]李陆史：《鲁迅追悼文》，载[韩]朴宰雨主编：《韩国鲁迅研究精选集 第二辑》，金英明等译，第24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45] [韩]李陆史：《鲁迅追悼文》，载[韩]朴宰雨主编：《韩国鲁迅研究精选集 第二辑》，金英明等译，第24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46] [韩]李陆史：《鲁迅追悼文》，载[韩]朴宰雨主编：《韩国鲁迅研究精选集 第二辑》，金英明等译，第247-248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47]“无产阶级文学由于受到彻底镇压而归于毁灭，作为对以‘唯一的科学世界观’的名目而吸引了知识阶层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反政治主义的文学主义，反世界观的直感主义、行为主义以及生命主义等思潮，与侵略性的法西斯意识形态微妙地纠合在一起，一时呈现出‘文艺复兴’状态的时期。”语见[日]木山英雄：《也算经验——从竹内好到“鲁迅研究会”》，《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7期。

[48] 参见[日]伊藤虎丸：《再论“鲁迅与终末论”——“竹内鲁迅”与日本一九三〇年代思想的现实意义》，载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35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9] [日]金河林：《鲁迅研究在南韩》，载宋庆龄基金会、西北大学合编：《鲁迅研究年刊》（1990年号），第440-441页，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0。

[50] [日]丸山升：《日本的鲁迅研究》，载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王俊文译，第33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1] 吕元明：《日本的鲁迅研究史》，载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史编：《鲁迅研究年刊》（1981年号），第394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52] 朝日新闻社1945年9月5日出版。该小说出版时间上虽然是日本宣布投降后，但整部作品是在战争期间写作完成的。

[53]“内山完造文章的价值不是在理论方面，而是在记录鲁迅的言行方面。这种回忆基本上是零零散散组织在他的散文里。但作为回忆录的价值，日本除增田涉之外，还找不到可以和他媲美的人。虽然在战前的《活中国的姿态》里和战后的著述里，内山都有回忆鲁迅的文字，但数量远不如在战争那些年多。”语见吕元明：《日本的鲁迅研究史》，载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史编：《鲁迅研究年刊》（1981年号），第395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54] [日]丸山升：《日本的鲁迅研究》，载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王俊文译，第33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5] 小田岳夫的《鲁迅传》有两个中文译本，其一是“1945年11月星州出版社发行的任鹤鲤译著的《鲁迅传》”（李真波：《小田岳夫<鲁迅传>的第一个中译本》，《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1期），其二是1946年9月开明书店发行的范泉的译本《鲁迅传》。

[56] 转引自[日]丸山升：《日本的鲁迅研究》，载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王俊文译，第33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7] 转引自[日]丸山升：《日本的鲁迅研究》，载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王俊文译，第33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8] 原文为[日]小田岳夫：《关于鲁迅的思想》，《三田新闻》1943年5月25日。转引自[日]丸山升：《日本的鲁迅研究》，载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王俊文译，第33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9] 熊鹰：《中日历史中的共通主体：中野重治“非他者”的鲁迅论》，《文学评论》2019年2期。

[60] 江湄：《怎样认识10至13世纪中华世界的分裂与再统一》，《史学月刊》2019年第6期。

[61] 尽管竹内好在战后的1959年所写的《近代的超克》一文中，试图将“近代的超克”中所含杂的三种主要成分：《文学界》群体、京都学派和“日本的浪漫派”做一种区分，但无论如何叙说，总是给人一种“无力”之感。无论三者之间的关联如何复杂，其间的微妙联络是无论如何抹不去的。参见[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载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62] [日]木山英雄：《也算经验——从竹内好到“鲁迅研究会”》，《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7期。

[63] [日]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序言：中国近代文学为什么受冷落》，载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李冬木译，序言第10-11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64] 大陆为之辩护的文章可以参见董炳月：《自画像中的他者：太宰治<惜别>研究》，《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2期。

[65] 董炳月：《自画像中的他者：太宰治<惜别>研究》，《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2期。

[66] 具体情况可参阅[美]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胡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八章“实行革命”。

[67] [美]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胡博译，第24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又可参见尾崎文昭的话，“五十年代,美军占领期。战败初期，监狱中日本共产党被美军释放，天皇主义者、财阀、积极参加战争的右派受到打压。左派把美军看成‘解放军’。而后，美军的占领模式变化了，冷战思维下，过去的精英们再次受到扶持。这个情况 《拥抱战败》一书中详细论述过。这一背景对战后日本知识分子的社会认识有很大的影响。日本左派开始认同美军，而后反抗美军。右派、保守派则受到美国的大力扶持。”[日]尾崎文昭：《从<鲁迅>到<鲁迅入门>：竹内好鲁迅观的变动》，《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1期。

[68] 具体情况可参阅《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第十四章“对政治左翼的压制”一节。

[69] 参见[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载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70] [日]子安宣邦：《何谓“现代的超克”》，董炳月译，第16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71] [日]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钟敬文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72] 转引自吕元明：《日本的鲁迅研究史》，载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史编：《鲁迅研究年刊》（1981年号），第400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73] 参见[日]尾崎文昭、薛羽：《战后日本鲁迅研究——尾崎文昭教授访谈录》，《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74]参见[日]尾崎文昭、薛羽：《战后日本鲁迅研究——尾崎文昭教授访谈录》，《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75] 转引自[日]尾崎文昭、薛羽：《战后日本鲁迅研究——尾崎文昭教授访谈录》，《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76] [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35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77] [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24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78] 参见[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第241页。

[79] “丸山升的这本书，……全篇都（在‘立场’和方法上）是针对尾崎秀树那本书的批评，同时还以相当大的篇幅，直接拿出尾崎说予以批驳。”语见[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第241页。

[80] [日]木山英雄：《也算经验——从竹内好到“鲁迅研究会”》，《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7期。

[81] [日]木山英雄：《也算经验——从竹内好到“鲁迅研究会”》，《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7期。

[82] [日]木山英雄：《也算经验——从竹内好到“鲁迅研究会”》，《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7期。

[83] [日]木山英雄：《也算经验——从竹内好到“鲁迅研究会”》，《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7期。

[84] [日]木山英雄：《也算经验——从竹内好到“鲁迅研究会”》，《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7期。

[85] [日]木山英雄：《也算经验——从竹内好到“鲁迅研究会”》，《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7期。

[86] [日]木山英雄：《也算经验——从竹内好到“鲁迅研究会”》，《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7期。

[87] 我忘了伊藤虎丸在那里谈到过这个问题，不过竹内好1959年反思“近代的超克”的文章《近代的超克》中确实提到了“末世论”的问题。参见[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载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第35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88] [日]熊野义孝：《终末论与历史哲学》，转引自[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36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89] “他（熊野义孝）认为，（：）‘终末论是希望之学……’”语见[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第361页。

[90] [日]木山英雄：《<野草>主体建构的逻辑及其方法——鲁迅的诗与哲学的时代》，载《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赵京华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91] [日]尾崎文昭、薛羽：《战后日本鲁迅研究——尾崎文昭教授访谈录》，《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92] 胡适：《史学·论集·中国再生时期》，《胡适全集》第13卷，第149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93] [日]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赵京华编译:载《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94] [日]木山英雄：《〈野草〉主体构建的逻辑及其方法——鲁迅的诗与哲学的时代》，赵京华编译:《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第5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95] 对木山英雄的鲁迅论为何终结于此，尾崎文昭这样评论道:“如果按照发展竹内好思路的木山英雄、丸尾常喜所分析的鲁迅思想进程，说到《写在<坟>后面》就可以了，30年代的鲁迅已经在这个逻辑里能够说明了。虽然不谈30年代，几乎就跟谈了一样。鲁迅的心情和认同逻辑已经解决了过去的困惑和矛盾，走进了新的生活，走进了30年代的战斗的生活。他之所以能够走到30年代，是1926、1927年已经准备好了的。1930年代，鲁迅的精神没有崩溃没有精神危机和变化。1926年以前是非常危险的一个阶段，之后没有多少变化，所以不必多谈。按照他们的思路就是这样的。但总的来说，应该还有余地深入拓展。”[日]尾崎文昭、薛羽：《战后日本鲁迅研究——尾崎文昭教授访谈录》，《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96] 参见[日]尾崎文昭、薛羽：《战后日本鲁迅研究——尾崎文昭教授访谈录》，《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97] 参见[日]尾崎文昭、薛羽：《战后日本鲁迅研究——尾崎文昭教授访谈录》，《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在另一处，尾崎文昭也有过明确的说法，“我那篇文章第四节里有这样的文字：‘竹内好为了证明那种因语言无法说明的根源存在，竭力用语言填满其周围空间。竹内好又使用另一说法，称其为“产生身藏‘永远的革命者’的现在的行动者的根源”。’笔者所说的‘多疑’思维其实也指同一内容。这就是说竹内好感觉上获得但没法弄清楚并用语言表达的那个鲁迅思想的根源核心，用一个语词来表达就是‘多疑思维方式’。”[日]尾崎文昭：《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读书》2009年第10期。

[98] 代田智明在世的时候曾经亲自跟我透露过，他的鲁迅研究的方法来自两个人，一个就是木山英雄，另一个则是柄谷行人。而这两个人也同样是笔者的治学方法的最重要的源头，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才跟代田君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吧！

[99] 实际上，丸山升在世的时候就经常说长堀祐造才是他的学问的真正继承人。语见吕周聚、[日]藤井省三：《日本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藤井省三教授访谈》，《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3期。

[100] [韩]朴宰雨：《序言 鲁迅在韩国：接受脉络与社会影响》，载朴宰雨主编：《韩国鲁迅研究精选集 第二辑》，金英明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101] 以上均见 [韩]朴宰雨、朴南用辑录：《韩国鲁迅研究论著目录（1920-2004）》，《现代东亚语境中的鲁迅研究——中韩鲁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7月。

[102] [日]木山英雄：《也算经验——从竹内好到“鲁迅研究会”》，《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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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勤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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